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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医生拿着手术知情同意书焦急地等待，而需要签字的那一栏却始终空白。患者孤身一人，没有家属陪伴，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这种情况下，医院该怎么办？按照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的规定，医院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经负责人批准直接实施医疗措施。这条法律保障了急危救治不中断，但问题是，医院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医疗行业的通用标准，而不是基于这位患者本人的真实想法。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独居老人越来越多，这种困境正在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难题。患者失去了表达能力的时机，身边又没有合适的监护人，医院虽然能依法救人，但这个过程里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患者本人的意愿有没有被听见？他生前想过要接受这样的治疗吗？他愿意承受这样的手术风险吗？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法律底线解决方案中，是得不到答案的。

　　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是生命尊严？生命尊严不仅仅是活着，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当一个人因病无法表达自己，他的自主决定权实际上就被悬空了。虽然我们的法律和伦理都主张尊重患者自主权，但缺乏一个将患者意愿转化为临床决策的操作机制，导致这个权利无法真正落实。

　　平安集团最近推出的一项机制，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个机制整合了保险资源和线上线下医疗资源，帮助客户提前做好医疗决策的记录和安排。患者在自己意识清晰的时候，可以充分表达对生命和健康的态度。这些意愿会被认真聆听、充分讨论和详细记录。当将来面临医疗决策时，会有专门的代理机构代表患者执行其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在没有家属的情况下替代履行家属的职责，与医院和医生进行必要的沟通协商。

　　从医院的角度看，这样的机制无疑是雪中送炭。医生面对没有家属陪同的患者，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择期手术中如果发现新情况需要改变术式，找谁签字？突发急救时必要的告知，向谁告知？涉及伦理的两难抉择，找谁商量？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不仅影响医疗效率，更可能引发医患纠纷。大型保险公司若能凭借其品牌公信力，建立起帮助患者延续自主决定的机制，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对于慢病老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来说，这个机制的意义更加突出。他们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日常的护理照护、慢病管理、急症送医、顺畅就医，以及最重要的——自主决策的执行。他们最担心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当自己无法表达时，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并执行自己的意愿。一套完善的机制，不仅要有及时的应急反应、持续的照护管理，更要有确保患者自主决定得到执行的结果指标。患者跌倒率、褥疮率这些固然重要，但自主决定执行率同样关乎生命尊严。

　　当然，任何新机制的建立都会面临挑战。医生的顾虑需要通过广泛宣传来解决，要让医疗界像熟悉119火警、12345民生热线一样，熟悉患者预先医疗决策的查询平台。借助医疗行业组织的推广，让这个机制在医疗界得到普遍认可，医生们才能在需要时放心使用。

　　更复杂的问题是家属反对。新机制主要针对缺乏家属参与的情况，如果存在具有法定监护权的家属，但其决定不符合患者本人预先表达的意见，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基于我国的生活惯性和伦理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机制创新就解决所有矛盾。但至少，这个机制可以提供一种辅助，让患者本人的意愿有更多被听见和执行的机会。

　　从更长远来看，民法典设立的“意定监护”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依据。患者本人可以通过指定“意定监护人”来落实自己的意志，这个意定监护人能够真正代替法定监护人执行本人决策。当然，这条路的打通需要民政等政府部门更新行政规章和管理制度，需要全社会和各领域专家的充分讨论和共识。保险公司代表客户利益参与其中，可以推动这个社会机制不断完善。

　　生命的尊严，在于每一个人的意愿都能被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都能被看见。当我们老去，当我们失去表达的能力，我们最害怕的不是病痛本身，而是没有人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建立新机制维护生命尊严，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提前为自己的生命画好蓝图，让这份蓝图在关键时刻被准确执行。这不仅是对个体的尊重，更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温度。( 刘 宇)

　　(作者为北京卫生法学会会长、北大医疗集团首席医疗官)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3月18日 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