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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6总第123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今年4月5日，是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诞辰150周年纪念日。诞辰前夕，张伯苓“爱国三问”碑在南开大学落成。

　　这是一座高10米的紫铜雕塑，主体为“中国”二字，“国”字中间三横上镌刻着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1935年9月，面对华北空前的民族危机，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对新老校友提出了这三个问题。

　　创办私立南开大学，致力于将其办成一所可与欧美私立名校相媲美的“真正的民立大学”，或许就是张伯苓自己对这三问的回答。教育家颜惠庆称张伯苓是“办教育的状元”，胡适称他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老舍和曹禺在他七十大寿时曾合写献词：“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这条路也异常艰辛，他游走在独立办教育和政治旋涡之间，以至于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进入自己亲手创建、一生所系的校园中安息。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原主任梁吉生研究张伯苓已有40多年，今年出版了《张伯苓年谱新编》(三卷本)、《探究与建构：张伯苓教育学述论》等新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教育救国理想与社会政治现实的矛盾中，张伯苓有过长久的挣扎，做过艰难的选择；有无奈的妥协，也有不变的坚守。

　　“南开之路”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说：“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1904年，张伯苓和严修(即严范孙)在天津共同创办了“私立中学堂”，不久该学堂成为全国闻名的南开中学。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33人为其首届毕业生，周恩来为1917届毕业生。

　　1918年末，张伯苓着手筹办私立南开大学。那时中国的大学除了几所国立大学外，以教会学校为主。张伯苓坚持要以民间财力将南开大学办成一所类似欧美的私立大学，未来与哈佛、耶鲁、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呈“东西之盛”。

　　许多人对此抱怀疑态度。罗隆基就觉得，北平许多学校都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

　　开办之初，南开大学经费的确非常紧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愿意投资，条件是南开大学也必须配相同资金，要几十万大洋。洛克菲勒基金在中国的办事人员报告说，张伯苓压力太大，很难想象他能完成这笔配资。但最后，张伯苓还是依靠社会捐赠把资金配齐了。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说，美国人有乐办教育和宗教募捐的传统，但张伯苓没有这种条件，办私立大学，他是一个拓荒者。

　　1919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开学，分设文科、理科和商科。首届录取96名学生，周恩来是其中之一。

　　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成立。1928年，南开小学成立。1936年，南渝中学(不久改名重庆南开中学)创办。南开形成了“私立民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南开学校每年几十万元的经费，都等着张伯苓设法筹措。他到处募捐，常称自己是一个“化缘的和尚”，但为了兴学并不觉难堪。

　　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张作霖、李纯、张学良、傅作义、卢木斋等政界和军界要人都曾向南开捐款。江苏督军李纯留下遗嘱，将其财产的四分之一(50万银元)捐给南开大学。张伯苓利用这笔钱在天津城南八里台购地数百亩，即现在的南开大学校址。

　　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筹款千万银元以上，一切收支都列账存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内。

　　有人提醒他，教育是清高的事业，不好接受军阀捐赠。张伯苓则认为，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

　　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加大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国立大学的办学实力大增。1929年，蒋廷黻等三位南开著名教授同时被清华挖走，全校震动。从不欠薪，不再成为南开的一个比较优势了。

　　在最艰难的时候，外国教会几次表示想把南开收为教会学校，张伯苓坚决不同意，说南开一定要是中国人办的。

　　张伯苓无奈之余，重新规划了南开的定位。南开中学创办之初模仿日本教育模式，南开大学开办之初除国文和中国历史课外都是英文授课。1928年，张伯苓主导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称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是“洋货”，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即从学术独立入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还立足于天津成为华北工业中心的前景，成立了南开经济学院，聘请何廉担任院长，逐渐建立了“学经济到南开”的声望。

　　“两园桃李一手栽”

　　张伯苓早年为筹款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在北洋政府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张作霖让他担任天津市市长，他都极力辞却。他的理由是，之前与严修有约定：“终身教育，不入政界。”在他眼里，教育为百事之本。而且他深知，一入政坛深似海，搞不好就身败名裂，累及南开。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他在办学的艰难中认识到政治与教育密不可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教育独立”理念在他看来是不现实的。经张伯苓争取，政府补助在南开大学捐款中所占比例从1919至1927年间的1.32%，增至1928至1935年间的31.45%。

　　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也越来越近，这为他晚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开作为天津救亡运动中心首当其冲，在1937年7月30日被日军炸毁，几乎片甲未留。正在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后悲痛不已。第二天，蒋介石夫妇宴请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

　　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南开大学于1937年8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次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在梁吉生看来，规模不大的私立南开大学能与两所最著名的国立大学组成西南联大，这一机遇确实与蒋介石有关。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张伯苓预见到三校校长共同主持校务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因此将管理职权都托付给蒋、梅二人，还用天津话对蒋梦麟戏称“我的表你戴着”，自己则常驻重庆。

　　1938年7月，张伯苓出任首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他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所在的沙坪坝津南村，这里一时成为各派政界要人、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聚会、议政的场所。

　　陶行知曾形容张伯苓，“两园桃李一手栽”。国民党要人吴国桢、杜建时、张平群、段茂澜、施奎龄等，都是张家座上客。1938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把津南村当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

　　张伯苓曾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对他一直赏识和器重有加。周恩来就读南开中学时，家庭经济困难，张伯苓免除了他的学杂费。南开大学开办，周恩来免试成为第一届学生。周恩来去法国留学，是张伯苓和严修选送和资助的。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周恩来1936年5月曾致函张伯苓：“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南开召开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称：“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经常去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夫妇，有一个时期几乎每周日都去，或者独自一人，或者与邓颖超同行。他曾在南开校友会的聚餐会上即席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讲话，称“南开精神”就是“抗日与民主”，是“苦干、穷干与实干”。在这些聚会上，他与学弟、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经常展开辩论，有时争论得不可开交。

　　这期间，国民党方面力劝张伯苓入党，他数次以“不参加比参加更好”为由推托。在蒋介石一再邀请下，他才于1941年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张伯苓凭借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多方为南开争取办学资源。1942年2月，他去见蒋介石，谈战后南开的复校问题，蒋介石允诺复校时对南开大学与国立大学同等对待。3月，张伯苓致函蒋介石、孔祥熙，请求拨付“国币十万元”，维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日常支用，获首肯。7月，蒋介石又追加拨付10万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将私立南开大学收归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张伯苓对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一直很不适应，梦想“十年之后恢复私立”。

　　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后，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郑彦棻后来回忆：“张先生是中国教育的象征，人很厚道，全国人对这位老先生都很尊敬。将来不得已必须采取各党派联合政府时，张先生出面组织国会，是可为各党派所通过的。设若不得已必须恢复前6年林森做主席(注：指虚位元首性质的国民政府主席)的形式，张先生是最理想的人。”

　　张伯苓表示，自己年老体衰，又素无行政经验，难当重任。蒋介石多次电请，并发动多人轮番劝说，张伯苓最终同意了，但提出条件，只任职三个月，并且要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蒋介石答应了。这年7月，张伯苓离津赴南京就职。他说：“蒋先生让我去‘跑龙套’，我只好跑一跑吧！”

　　但教育部对他兼任南开大学校长提出了异议，理由是南开已经成为国立大学，一人不能在政府同时担任两项公职。10月，何廉就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主持校务。72岁的张伯苓被“辞职”，离开了南开大学。

　　张伯苓到南京考试院后很快就追悔莫及，感慨真乃“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南京回了天津。11月，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名，避居重庆南开中学。后来，他用“一脚踏在臭沟里”来形容自己这一段经历。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父子登门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出国。周恩来则托人给他带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期间使用的笔名。收到“无名氏”从香港寄来的信后，张伯苓豁然开朗，最后下定决心，拒绝了蒋氏父子的力请，留在了大陆。

　　“爱国教育家”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将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都献给了国家。1950年春，他突然中风，经过一段时间休养渐渐恢复过来。他给周恩来写信，说自己正“闭门思过”，又表示想回北方。

　　1950年5月，周恩来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义寓所。其间，周恩来常来看望。

　　9月中旬，张伯苓回到天津。他在天津没有房子，原来的房子抗战爆发后捐给了红十字会。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未获答复。夫妇俩随三儿子张锡祚租住在大理道87号。

　　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张伯苓早早起床，准备去南开中学参加纪念活动，但传来消息说，学校希望他最好别去。他转而到南开大学，出席了周叔弢代表周氏“孝友堂”向南开大学图书馆赠书的仪式，但只被安排坐在普通座席上。

　　张伯苓从此变得沉默，常常一个人在居室里叹息。从那以后，他再未踏进南开校园一步。

　　张伯苓的三儿媳瞿安贵曾回忆，1951年2月14日晚饭后，张伯苓的好友、天津工商界的卢开瑗来拜访，告诉他，有小道消息称，中央可能对他有新的任命。他听了非常激动，两人谈得无比兴奋。客人告辞，他坚持要送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返回二楼卧室后，他依旧沉浸在亢奋中。这时瞿安贵给他端去一杯热茶，只见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说话了，脑溢血又一次发作。

　　2月23日，张伯苓去世，终年75岁。他一生没有积蓄，衣服口袋里只有7块多钱和两张过期戏票。

　　第二天，周恩来来天津开会，一到天津就在市长黄敬的陪同下来到张伯苓家吊唁，并敬送花圈：“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周恩来对张伯苓亲属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他还说，张伯苓晚年虽有失误，但毕竟没跟蒋介石去台湾。

　　周恩来前往吊唁的消息以及这个谈话没有对外披露，只有《天津日报》一角以张伯苓三个儿子的名义刊登了一则79字的《哀启》。

　　张伯苓去世后不久，知识分子思想学习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序幕。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他也被批为“不学无术”“为蒋介石服务”等等。

　　张伯苓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但未获实现。他和夫人王淑贞的骨灰，长时间置于长子张希陆家中。

　　梁吉生1959年考入南开历史系，1964年留校任教。很长时间里，他对张伯苓的印象都是陌生、模糊的。直到改革开放后，南开大学1979年10月迎来60周年大庆，梁吉生参加了校史编写组，撰写简史《南开大学六十年》，才从档案中逐渐了解了张伯苓。

　　梁吉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张伯苓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和奠基者，是编写校史绕不开的人物，写不写他、怎么写他都是敏感问题。当时学校出现了两方面意见，一方面是南开大学的老教师，认为南开大学的发展与张伯苓的贡献密不可分，应该给他公正的历史评价；另一方面是张伯苓任校长期间的青年学生，认为张伯苓当年没有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校史不宜对他作出表述。

　　最后，以梁吉生为主，校史编写组对张伯苓作出了一段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中性表述。最终，张伯苓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南开大学60周年纪念册上。

　　1981年，梁吉生带着为张伯苓鸣不平的心愿，发表了《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南开元老、任南开大学秘书长20余年的黄钰生读后感慨，这六个字的正面评价，解开了许多南开校友头上的紧箍咒。之后，张伯苓研究逐渐兴起。

　　1986年4月5日是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与国家教委联合在南开大学召开纪念会，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送了花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在会上讲话，一致称张伯苓为“爱国教育家”。

　　这一年，张伯苓铜像和纪念亭在南开大学落成，张伯苓夫妇的骨灰合葬于此。张伯苓终于回到了南开大学。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述了张伯苓三问的故事。他说，我看，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今年4月5日，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中心花园的张伯苓铜像前摆满了鲜花。很多人来到这里，祝这位“大校长”150岁生日快乐。正如黄钰生所说，这个人，富于理想而又极其现实，能从辛苦中得快乐，能从失败里找成功。

　　(本文参考了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司徒允《张伯苓的最后五年》)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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