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长湴地铁站附近一栋不起眼的楼房，缝纫机的嗒嗒声从早响到晚。三楼是透析中心，四楼是服装厂。

该工厂共有71名工人，其中有56名是尿毒症患者。他们曾经散落在全国各地，在疾病的深渊里挣扎、沉沦。直到来到广州，找到了一条重新活下去的路，用缝纫机拼凑起破碎的人生。

患病的工友说，广州给了他们一种可能性：带着病活下去，而且还能活得有点尊严，有点希望。

这间集工厂和透析中心的建筑，让尿毒症病人找到活下去的希望

这间集工厂和透析中心的建筑，让尿毒症病人找到活下去的希望

李李：800米年级第一

到走快两步都难受

李李（化名）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2023年7月被确诊尿毒症时，才15岁。2025年3月，她来到广州天河，开始以工养医的生活。

李李来自云南红河州，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一个弟弟。治病花了多少钱，她说不清，只知道都是家里人出的。治病的花销，她看不见，但感觉得到。

李李从云南来到广州，找到治疗疾病和维持生计的两全之策

来广州，是因为在手机上刷到一个工厂，可以边干活边治病。每个月赚一千到两千块，刚好够用。透析要八百多，厂里包吃包住。李李说，老家的社保在广州也能用。

患病前，李李喜欢800米跑。七年级拿过年级第一名，八年级可能疾病就悄悄来了，她没参加。九年级也跑了，不过遗憾只拿了第三。

“尿毒症影响力发挥。”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现在跑不动了，走路都难受。”

中午吃完饭，李李去储物柜喝水、拿水果，在医院门口晒太阳。她从袋子里掏出一个黄澄澄的果子：“这是我们云南特有的酸木瓜，要蘸辣椒吃。”她把家乡的味道分给工友，几名无休的工友都在分享这一刻的幸福。

吃完，李李捧着杯子狂喝水。李李说，平时要控水，但看到家乡的水果，忍不住。

午后一点多，散步回来，李李在工厂靠窗的地方，用两张长凳接起来，躺下休息。两点，她又回到座位上。这里计件工资，全靠自觉。累了就歇，想多赚就多做。

李李在午休

来广州一年了，李李没怎么好好走过。坐车晕车，地铁站着也不舒服。但她去过白云山，站在山顶看下去，整个广州铺在脚下。一览众城小的那一刻，心里会舒畅一些。

李李在透析

阿辉：“在老家待着也是难受

不如出来闯一闯”

阿辉（化名）坐在缝纫机前，手指熟练地翻动着布料。他是80后，今年46岁，来广州刚好两年。2025年和2026年的春节，他都是在厂里度过。

阿辉

“逢年过节，也就是打打麻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说这话时，眼睛还盯着手中的活计。但有一件事他从不含糊，每周三次的透析，一天都不能耽搁。“不然身体里就会积水，整个人会非常难受。”

来广州之前，阿辉在江西老家确诊尿毒症后，在家躺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他几乎做不了任何事，浑身难受，老家的医生也没有什么有效方案。

阿辉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广州一家工厂，可以边工作边透析。2024年3月，阿辉揣着积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广州。让阿辉没想到的是，经过老板和医生调整用药和治疗方案后，身体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如今，阿辉的生活有了规律的节奏。身体不舒服可以随时请假，周五和周末晚上不加班。他来广州的目的，是以养身体为主，赚钱为辅。“虽然挣得不多，但这种规律的作息时间对我有效且有意义的。”

阿辉离异十多年，孩子已经二十多岁，在老家送外卖。父亲在他二十多岁时就去世了，母亲也是前几年走的。对于儿子，他总觉得没能好好教育和兜底，每天会通电话教导几句，但孩子长大了，听不听由他自己做主。

“在这个工厂里，工友们都是‘肾友’，大家彼此一样，没有什么歧视，谁也不会笑话谁。”阿辉选择了在外面租房——厂里每月补贴300元，他自己再添点，一个月750元的房租加上800多元的水电费，自己出个500多元。阿辉攒不下多少钱，但足够自己用。

“既然病已经得了，总要去面对和处理。”他说，“生命只有一次，能坚持住，就有希望。”

“哪有说不想家

只是没办法而已”

阿潘（化名）比阿辉年轻8岁，1988年生人，确诊尿毒症不过一年有余。2025年像一道分水岭，将他的生活劈成两半：前半生是服装厂挥汗如雨的打工者，后半生是与透析机为伴的病人。好在，他还会做衣服。

阿潘

2026年春节，广州街头挂起红灯笼，阿潘没有回贵州老家。

“哪有说不想家，只是没办法而已。”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身不由己啊。”

贵州冬天冷得刺骨，广州的春节却是暖和的。若身体还健康，他早该回去了。但现在回家成了一道复杂的算术题：家里治疗不如广州，来回太累，票不好买，天冷起不来床。最重要的是，在老家得跟着医院的时间表走，在广州透析时间可以自己定，自己能做一回主。

生病前，他有个谈了两年多的女朋友，婚期将近。尿毒症的诊断书像一记闷棍，把一切计划都打散了。

“像我们这种人，生病是一种负担。”他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人家家人听到这种病，难以接受。如果是其他病，花一二十万能治好还行，但我们这种病是一个销金窟。”

如果没有医保，每月透析费要七八千元，足以把家庭拖入深渊。还好广州的社保兜住了他，报销下来自己只花两百多元。有活干时，阿潘每月能挣三四千，刚好够生活，没活干时就没有收入。

“希望更多人关注我们这个群体。”他说，“正常工厂不会要我们，一是怕担责任，二是我们去医院占用的时间多。人家要出货，你搞不出来，老板怎么等得起？”也许是被拒绝太多次，他语气里没有怨恨，只有被生活磨平后的理解。

阿潘家里有父母，弟妹都已成家。春节前电话从老家打来，叫他回去过年。电话那头是热闹的期盼，这头是一个人在异乡的沉默。他心里难过，但难过也没用。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最喜欢什么歌。他想了想，说《男儿当自强》。他就在车间里唱了起来：“傲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胜红日光……”他唱得很用力，仿佛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都从喉咙里吼出来。

苏苏：3个孩子懂事得不敢说想我

苏苏（化名）来自云南，1991年出生的她已经35岁。2025年2月，她背着一个小包，从大山里走出来，像一粒被风吹起的种子，落在广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苏苏原本是一个家庭主妇，来到广州才找到活下去的生计

苏苏边缝补着来料，边跟记者讲述她的故事。同事阿辉要出去，她抬起头打趣道：“不要迷路了，你迷路了，我可不来接你。”

苏苏每个月能赚两千到三千元，透析费要八百多。“我是异地医保，要是广州医保，只要两三百。”

2019年，苏苏确诊尿毒症。来广州之前，她是家庭主妇，专职带小孩。从云南来到广州，是为了有钱能活下去。

“在家没事做，找不到工作，没有钱，过来广州才找到活下去的生计。”

苏苏说，最近发了一两千元，要交透析费七八百元，还有车费。没有钱也要回去过年，看小孩。回家的路要一千多公里，比她的命还长，但她必须走。

“要节约，大吃大喝哪里够。”她说这话时，手里的活没停，针脚细密，像她把生活一点点缝起来的样子。

苏苏有三个小孩。以前寄钱回家，现在自己看病都不够。小孩由婆婆在老家带，老公会打钱回去。

“我不知道老公在哪里打工，现在没联系了。”

苏苏在透析

平时跟小孩打视频。大女儿13岁，儿子9岁，小女儿7岁。屏幕那头是三张稚嫩的脸，这头是一个母亲隔着千山万水的凝望。

“我问孩子想不想我，他们会说想我，但不会主动说想我。”苏苏露出了心酸的表情，“因为他们知道想我也没办法。”

尿毒症患者就业解决了尊严问题

服装厂的创办人谢强，曾经是三甲医院的肿瘤科医生。2019年他创办透析机构时，看到太多尿毒症患者因为疾病和长期透析，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

谢强

“我本来是搞肿瘤的，不是肾内科的，之前接触不到这些。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觉得该为他们做点什么。”谢强说，目前全国还没有针对尿毒症的普惠政策，他期待吸纳尿毒症患者的企业，对招收尿毒症患者的企业，参照招收残疾人的企业的税收优惠。

同时，谢强认为广州或许可以做一个试点，让尿毒症患者享受低保政策。“先试先行是完全可行的，毕竟作为一线城市，广州有条件。”谢强介绍，广州的尿毒症患者大概有几万人，很多外地患者来广州后，参保灵活就业即能享受广州的医保报销。“他们之前在当地有医保，但报销比例低，来广州后报销提高了，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谢强说，这些患者大多数在外地找不到工作，他通过各种渠道协调安排他们就业。在服装厂，计件工资，少的每月两三千，多的五六千。

谢强希望相关部门对尿毒症患者人群有些特殊的政策。“比如确诊尿毒症进入透析阶段，能不能申请补贴，政府兜底，让他们能边透析边打点散工。”

谢强说，让尿毒症患者有事做不光是钱的问题。“让患者有活干之后，他的人生不一样了。整天待在家里，郁闷、烦躁、焦虑，家属在外面工作也不安心。但给他一份工作，哪怕钱不多，他有个牵挂，有个事做，就不会胡思乱想。家属也不用担心，既解放了他也解放了家属。”

国家肾脏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和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在2026年初发布的权威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国尿毒症在透析状态的患者总人数约为143万人。

“未来10到15年，尿毒症患者人数可能达到顶峰。”谢强表示，“也许这件事本身意义不是很大，就帮了这几十个人，但把它放大，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来公益项目搞起来，不光是尿毒症患者，癌症康复期的、中风康复期的、重残的，都可以找点事做。”

“先生没有大义

仅是一支小烛光”

有人对谢强说“先生大义、先生大爱”，他却说：“先生没有大义，也没有大爱。我做的是一件小事，是一个商业行为，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但这个好事让更多爱心企业家参与进来，这才叫大义，这才叫大爱。我就是一个普通退休老头，做了一点好事，就是一支小烛光而已。但通过更多企业参与，这件事就成大事了，惠及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大爱。”

海南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特地从外地赶来当面拜会谢强，学习透析工厂的模式。颉任翔带来了三个承诺：旗下医疗机构有床单被罩、工作服装，很快可以委托谢教授生产；颉任翔在海南、山东、四川的机构学习复制这种模式，成立自己的公益性企业，让患者有经济收入，实现自我价值。

“这也是我这次来广州拜访谢教授的初衷，复制广州模式到我们有透析机构的四五个省去，帮助更多患者更好地生存。”

谢强表示，已经有很多同行来看过，陕西的、山西的、新疆的、四川的都有。他对取经者说：“你回去安排人过来学习怎么开厂。如果决定做服装，有资源后订单自己厂做就行。我帮你培养人才，培养完你回去开厂就能干活，不用像我这样招一堆师傅来带。”

（四名尿毒症病人为化名）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周伟良

原标题：《楼上打工楼下透析续命！广州一制衣工厂超半数工人是尿毒症患者，老板：我做的是一件小事》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李林蔚

来源：作者：广州日报